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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認為司馬遷有卓越的見識和寫作能力,其著作《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並且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指出:「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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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思想家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他對《史記》評價甚高,並且主張此書「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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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學家鄭樵在其著作《通志》中,讚賞《史記》的影響時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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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日本資生堂的第三代創辦人、名譽會長福原義春,也喜愛閱讀《史記》。他曾在訪談中談到:「人生會累積許多經驗,越來越會發現,許多成功與失敗的模式是類似的,把歷史縱深拉到兩千年前的《史記》,當時的人已經經歷過各式各樣的人生經驗,在其中累積智慧與教訓,而且在現代依然適用,這些都是免費學習古人的智慧。」他認為:「由古鑑今,可以從《史記》汲取古人的智慧,讓自己免於重蹈覆轍,得到許多收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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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導讀者葛劍雄,現任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他認為在西漢官員中,《史記》作者司馬遷的遊蹤是見於記載的最廣的一位。在當時一般的官員和士人,如果沒有職務需要或特殊原因,親自遠行是很困難的,經歷的地方也有限。因此,張騫通西域的意義代表著突破了漢朝人的地理知識圈,開闢了一片新天地──西域。他說道:「張騫將自己的見聞向漢武帝做了詳細的報告,而且講得很清楚,哪些是自己親身經歷的,哪些是聽說的。司馬遷作為太史令,將這些都做了記載,成為《史記》和以後的《漢書》中主要的資料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