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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百日維新著名人物,維新四公子之一譚嗣同。他極為推崇《明夷待訪錄》,並說:「孔教亡而三代以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於塵編,拾火齊於瓦礫,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為王船山之遺書。皆於君民之際,有隱恫焉」。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代表作品為《日知錄》。他給予《明夷待訪錄》極高評價,認為:「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弊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
近代思想家、戊戌變法領袖梁啟超。在《黃梨洲緒論》中他說:「中國一梨洲出,而二百年來,曾無第二之梨洲其人者。」而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讚《明夷待訪錄》:「在我們當學生時,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說明了這本書對清末憲政革命有著重要的影響。
清末知名學者康有為,所領導的「戊戌維新」也深受《明夷待訪錄》的思想影響。他高度讚美黃宗羲,認為:「梨洲大發《明夷待訪錄》,本朝一人而已。梨洲為本朝之宗」。
這本書的導讀者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有《章太炎的思想》等書。他認為:「《明夷待訪錄》是一部奇書,其中有許多震人心弦的思想,是作者黃宗羲從其復國的艱難辛苦中得出的道理。」

《待訪錄》共有二十一篇,討論的主題有十三個。其中《原君》、《原臣》、《原法》、《學校》等篇最為近人所注意。導讀者王汎森認為最能用來貫串《待訪錄》各篇大義的是兩種政治原理之對立,究竟三代以後的君臣關係、制度設計、法律、兵制……等林林總總的議題,是從哪一種原理出發的,是「以天下為天下之天下」這個原則出發,還是從以天下為帝王之私產出發的?
黃宗羲回答這個問題最直接的答案,是認為被他理想化了的「三代以上」與「三代以下」,是兩種政治原理之爭:一種是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是公的、萬民的、百姓的,並從此原理出發去思考、規畫一切制度。在《待訪錄》中對君臣、方鎮、封建、法律等重大問題的新思考,都是從這個原理出發的。與它相對的是「三代以下」之原理,即以天下為帝王「一家之私」為出發點的思考,對一切事物防之又防、密之又密,而最後歸於無效。正因為兩種政治原理截然相異,所以黃宗羲要求全變,而不是小小變革,要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即要從原理出發,重新檢視兩千年來一切的政治設計與政治實踐。
《待訪錄》中所討論的十三個重大主題,或顯或隱都與兩種政治原理的根本差異環環相關。這是一本極富刺激性的著作,它對君權的定義,對君臣關係的釐定,對「萬民」地位的肯認(recognition),對「國家」與「天下」的區分,對古代的理想政治與當代齷齰失敗的政象的對照等,提出非常前衛而犀利的論點。

導讀
王汎森
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及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等。

2.0 繪圖
何季澄
自由插畫家。作品常見於雜誌、廣告,做過製片、唱片設計、商品開發,在海邊畫了半年壁畫後,決定從此當個靠畫畫吃飯的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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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訪錄》是一部奇書,其中有許多震人心弦的思想。它是作者黃宗羲(1610 ∼ 1695)從其復國的艱難辛苦中得出的道理,其中有許多指涉十七世紀的具體問題,也有不少具有長遠價值的政治提議,是清季言民權、憲法、平等的張本。
《待訪錄》共有二十一篇,討論的主題有十三個:《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其中《原君》、《原臣》、《原法》、《學校》等篇最為近人所注意,且讓我摘述《原君》篇中觸人心弦的段落。

天下為主與以君為主
《原君》篇說生民之初,人人各顧一己之私,人人各為自己之利,對公共有利之事沒人去辦,對公家有害的事沒人去除,於是有這麼一個人出來,不專為個人一己之利益而願意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不考慮自己的損失而讓天下免禍,於是人們推戴他為領導者。可是後世的領導者相反,他們「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而且使得天下之人沒有自己的「私」,沒有自己的「利」。統治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一開始還覺得難為情,久而久之便不以為意,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享受無窮。
於是黃宗羲區分兩種政治型態,「古者」是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後來是以君為主,天下為客。黃宗羲強烈地說:「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如果沒有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就因為有君,天下人才沒有自己的「私」與「利」,「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但是「小儒」們卻以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在《原臣》篇中,他又以天下為公為出發點,重新釐定君臣關係,說因為天下太大非一人所能治,故君臣分工以治之,「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而世人卻錯以為天下之臣民為人君囊中之私物,於是他接著說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這樣的話。這些篇章中動人心魄的文字正是《明夷待訪錄》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無獨有偶地,在同一個時代也出現若干與此相近的言論,像唐甄(1630 ∼ 1704)《潛書》中說:「殺人之事,盜賊居其半,帝王居其半⋯⋯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全學》)又說「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止殺》)、「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室語》)。足見這些思想在當時並不是孤例。

「明夷」何以稱「待訪」
1980年代,《黃宗羲全集》的編者在浙江寧波天一閣發現了黃宗羲的《留書》五篇,那是寧波馮貞群伏跗室的舊藏,後來移交給天一閣。這五篇文稿的出現,印證了幾百年前全祖望(1705 ∼ 1755)《跋明夷待訪錄》內所說的「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有趣的是,這五篇文章後面所附的一張字條,還生動地說明了五篇稿子的來由。它說明了黃氏在順治十八年(1661)已開始寫《留書》,「留」是要「留傳後人」的意思。康熙元年(1662),黃氏開始寫《待訪錄》時,已將這五篇文章的內容部分吸收到新書中,但是他也把五篇文字中大量涉及華夷之別,意思極為強烈的文字,刪削殆盡,讀者不再看到「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制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是故即以中國之盜賊治中國,尚為不失中國之人也」(《史》篇)這一類的見解。故《留書》是「種族版」,《明夷待訪錄》是「新朝版」。
從《留書》僅存的五篇看來,黃宗羲早先種族意識極強,他的一些政論即是以最決絕的種族意見為基礎。1 康熙元年(1662),當他收到桂王被處死的消息之後, 2 知道復明運動已經沒有希望,便開始寫《明夷待訪錄》。3「明夷」是《易經》的一卦,離下坤上,土在上,火在下,表示火冒出來卻被土遮蔽,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志,或等待天亮之意。「待訪」二字可能是等待新朝君王之下訪,他又說如果依照秦曉山十二運之說,「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也就是預言新朝將有隆盛的局面。這個書名曾經引起不少人的質疑與不滿,尤其是那些曾經追隨他東奔西跑復明抗清的人們。
十七世紀出現過一批比較成規模的政論,如顧炎武(1613 ~ 1682)《日知錄》,外表看起來是學術的,但實際上同時也是政治的;如王夫之(1619 ~ 1692)的《讀通鑑論》中大量的按語,也是政論,當然他的《俟問》、《搔首問》等也是。唐甄的《潛書》、王源(1648 ~ 1710)的《平書訂》、陸世儀(1611 ~ 1672)的《思問錄輯要》等,也都是政論。在這一批書裏,《明夷待訪錄》之所以有突出的地位,我個人認為不單是針對君臣、學校、兵制、田制、財政等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看法,他與上述諸書最大的不同是有一套系統性的原則貫串於大部分的政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