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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的教育家杜威曾評論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分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中國歷史學者顧頡剛在《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一文中回憶，他認為蔡元培帶給北京大學的新氣象，不僅是因為他接受西方的思想，也是因為他的人格特質。他曾在1917年的日記中記敍當時的蔡先生：「先生之為人，誠實懇摯，無絲毫虛偽……其言訥訥也，如不能出諸口；然至討論學理之時，則又滔滔不絕。」
中國思想家梁漱溟指出，蔡元培從思想學術上為中國人創造出一股新潮流，打破了舊有的習俗，使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他曾深有感慨地說：「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認識人，使用人，維護人。用人得當，各盡其才，使每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熱和光，這力量可就大了。」
中國近代教育家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他曾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風格》一文中讚揚：「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備尤不可覯。」
這本書的導讀者陳平原，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他說道：「晚清以降，中國人辦大學，成績卓著的不少，可最著名的，莫過於北大校長蔡元培。百年中國，有獨立的大學理念，且能夠真正付諸實施的，不敢說僅此一家，但蔡元培無疑是最出色的。」他認為《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可視為大學的「入門書」，不管念的是物理、化學，還是哲學、史學，都需要稍微瞭解一下什麼叫「大學」。

《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是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一部重要思想言論著作，1920年由新潮社編輯出版。全書分六類：第一類「關於最重大普遍的問題」（十八篇），第二類「關於教育」（十六篇），第三類「關於北京大學」（十八篇），第四類「關於中西文化的溝通」（十一篇），第五類為「普通的問題」（十一篇），第六類為「範圍較小、關係較輕的問題」（十篇）。
蔡元培的大學觀，不能不提他的名言：「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導讀者陳平原教授指出蔡元培、北京大學以及新文化運動有著緊密的關係，回顧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動力，來自北大師生，理解蔡元培之於北大，也就部分理解了現代中國的大學之路。
陳教授認為所謂「大學」，不僅僅是一種「功業」，同時也是一種「言說」。後人評價蔡元培，看他如何「辦大學」，也看他如何「談大學」。蔡孑民先生在追憶北大歲月時，總不忘闡述自家的大學理想。因為所謂大學精神、大學文化以及大學管理等，既是一門高深學問，也是一種日常生活；如此兼顧理論與實踐，需要一種特殊的文體來實現。校長之即席發揮或精心準備的各種「演說」，便成了關鍵的一環。這些演說，若足夠精采，也可能成為「傳世文章」。陳教授相信，辦大學，需要做，也需要說——持續不斷地闡述大學的宗旨、功能、風格、日常運作乃至專業設置等，某種意義上，也是辦大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今天我們閱讀《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可以從此角度進入。

導讀
陳平原
北京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雙聘教授、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近年關注的課題，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代中國教育及學術、圖像與文字等。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全國高校一、二、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著作獎（1995，1998，2003）、北京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006）、第三屆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2006）等。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敍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等著作三十種。另外，出於學術民間化的追求，1991—2000年與友人合作主編人文集刊《學人》；2001年起主編學術集刊《現代中國》。

2.0 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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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AT
ROCKAT漫畫工作室，由簡振傑與鐘仁杰所成立。兩人畢業於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均是從小看日本漫畫長大的小孩，由童年的《七龍珠》到現在的《海賊王》，都是成長的最大養分。以成為漫畫家為畢生職志。2010網路發表漫畫：Blue Joker－藍色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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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wei
現就讀於實踐大學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畢業於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系。已出版作品：《假面國的奇蹟》、《看不見的光》。現為自由創作者，承接插畫、設計及撰文等工作。圖像創作風格以純手繪、溫馨童趣、奇想華麗為主。
版型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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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讀：
作為演說家的蔡元培
1934年，蔡元培撰〈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其中有這麼一句：「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大學校長的工作千頭萬緒，怎麼連改造禮堂這樣的小事也值得追憶？殊不知，此舉牽涉蔡元培執掌大學的一個特徵：演說。將學堂、報章、演說並列為「傳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時尚的晚清話語，發明權歸日人犬養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說」的功用，則屬於梁啟超的精采發揮 。不同於明清兩代官府組織的聖諭宣講，也不同晚清文明戲中的言論小生，清末民初演說與學堂之結盟，值得認真關注。這其中，蔡元培發揮重要作用。
目前見到蔡先生最早的演說稿，是1901年四月十九日「在杭州方言學社開學日演說詞」，未見刊本，但有日記和手稿為證，現收入中華書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今日為學社開學之日，我所演說者，即是表明學社命名之義及一切課程之關係」——這開篇很好，確實像演說。可接下來，「學塾繁多，不可具數，今最著者，為學官、書院、學堂三大支」云云，越來越文縐縐，又變成了文章。此後蔡元培的日記中，多有關於演說的記載。也就是在這一年九月，蔡元培被聘為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開始著意培養學生的演說能力。1940年，黃炎培撰文哀悼蔡先生，提及其在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任上的表現：「師又言：今後學人，領導社會，開發群眾，須長於言語。因設小組會習為演說、辯論，而師自導之，並示以日文演說學數種令參閱。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曉，令習國語。」
1912年元月，蔡元培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部長，當即通電各省都督，促其推行以演說為中心的社會教育：「社會教育，亦為今日急務，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講。即請貴府就本省情形，暫定臨時宣講標準，選輯資料，通令各州縣實行宣講，或兼備有益之活動影畫，以為輔佐。」 同年六、七月間，蔡元培派人籌辦「以利用暇晷，從事學問，闡發理術，巨集深造詣為目的」的「北京夏期講演會」。此一「由教育部邀請中外專門學家分別擔任各種科學」的系列講演，涉及人文、社科、自然、軍事等門類，包括嚴復講授「進化天演」、章太炎講授「東洋哲學」、許壽裳講授「教育學」、魯迅講授「美術略論」等 。據蔣維喬《退庵日記》手稿，六月五日正式開講，「由蔡先生演說」。
1916年底奉命歸國，準備出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一路風塵，到處演講：士一月十七日杭州各界在新市場鳳舞台舉行「蔡孑民先生講演會」，到會五千餘人，省長致介紹詞，講題「吾人所受於歐戰之教訓」；十一月二十六日回家鄉紹興，在該縣覺民舞台舉行大會，長篇演講；同日，在紹興的浙江省立第五師範發表演說；同月，在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學校發表演說；十二月十一日應江蘇省教育會邀請演說；十二月十二日在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演說；約略同時，還在愛國女校演說……十二月十三日赴杭州，逗留幾天後北上，正式就任北大校長。不到一個月時間，已知的正式演講就有七場；演說如此頻繁，且不斷變換話題，到底是個人興趣，還是人情難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大學裏的演說訓練
在1902年的《新中國未來記》中，梁啟超曾暢想維新五十周年大祝典，「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演說者是各國專門名家，聽眾則是大學生。如此堅定不移地將「演說」與「學堂」相勾連，此舉大有深意。實際上，晚清以降，「演說」事業的迅速推進，學校確實是關鍵的一環。一方面，演說之所以被關注與提倡，很大程度是因其可以作為學堂的補充；另一方面，學堂裏的專業訓練，又使得演說的內容及技巧大為提升。在這個意義上，二者互為因果，難解難分。差不多與新世紀的曙光同步，各種新式學堂裏，紛紛成立了演說會，開展演說方面的研究與訓練。既有校長們的身體力行，也有學生們的自發組織，各方合力的結果，終於使得校園內外的演說水準，得以迅速提升。
1902年，馬相伯在上海創立震旦學院，章程裏就提到設寬敞的演說廳；第二年三月，學院正式開學，當即開展了制度化的演說活動 。知道演說的重要性是一回事，真的喜歡演說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僅喜歡，而且擅長，那就更難得了。馬相伯之注重學生口頭表達能力的訓練，每週日舉行演講會，一人登台演說，眾人參與評議，這既有耶穌會的傳統，也包含了中國書院講學的意味。